《浩劫》―― 不可能的紀錄片

街心的運河，今晚，是否還能聽見倒映在那水上的星光？手中的書，安妮法蘭克（Anne Frank）的日記，寫著  1942 年她十三歲時躲藏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，運河旁一幢屋內的秘密附室，那些被納粹德國迫害，被恐懼侵襲的日子。文字可以多接近真實？隱藏在那一個一個句子當中的呼吸心跳……讀著讀著，我十三歲那年的暑假，視線似乎掉進了書中那看不見的河水底。

走進去，相當於消失，德國弗萊堡大學（Uni Freiburg ）的圖書館，高深莫測的一座森林，輕易可以把一個人走失掉。從分類字串、從尺寸較大的、從隨手拿起的開始閱讀……是一本沉重、已經絕版的精裝書，書名很長＜Das Jüdische Familienalbum : Die Welt von gestern in 375 Alten Photographien＞（猶太家庭相冊：在 375 幀舊相片裡的昨日的世界）――由主編撰寫的序文，根據聖經舊約記載，西元前 587 年，古巴比倫帝王摧毀了耶路薩冷，並且俘虜了部分居民回到巴比倫。過了  50 年之後，遭到波斯帝國率大軍前來，征服了巴比倫之後，允許「他們」可以離開巴比倫返回家鄉――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「猶太人」這個名稱。幾世紀下來，漸漸形成了從事貿易商業活動的猶太人社群。到了西元  19 世紀的時候，主要在東歐俄羅斯一帶，出現了「反閃族」一詞，大肆掠奪當地的猶太居民，不斷犯下種族屠殺的暴行。收集在書中的相片，隨處可見破瓦殘礫旁掩面哭泣的顫慄身影，但偶爾也會看到有那麼一張，小男孩堅毅勇敢的表情，或者另一張，佈滿皺紋的老人臉上若有似無的沉思……

多麼不可能的在場，在集體屠殺的現場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集中營裡。戰爭結束前，納粹當局下令的「最終處置」（die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）是一個什麼方式的解決猶太人的方案？歷經  12 年光陰，未曾使用任何戲劇腳本或存檔資料片，拍攝出來的紀錄影片《浩劫》（Shoah, 1985）―― DVD 版本 2007 年 Eureka 出版，片長超過了  9 個小時，法國導演 Claude Lanzmann 親自訪問從當時執行最終處置的集中營逃過一劫的生還者、那時住在集中營附近的當地人、營區內的目擊證人，包括惡名昭彰的前納粹黨衛軍（俗稱  S S）。從他們的記憶，他們口述的聲音，如何留下那個正在消失的影像――已經不在的過去？

導演於  1985 年接受＜電影筆記＞（cahiers du cinéma）訪問時說到：「我必須處理痕跡的消失：什麼也沒有，純粹的虛無，我必須在這虛無上製作影片……」片中一開始，翠綠到讓人屏息的森林，林蔭中的河流，撐篙小船緩緩移過，水面上傳來歌聲。當時載運猶太人的火車，綿延入集中營區內的鐵軌……

先前看過了導演 Alain Resnais 所拍長約  30 多分鐘的紀錄片《夜與霧》（Nuit et brouillard, 1955）之後，以為不可能再有更直接的見證了，當時蘇聯軍隊破獲了那些集中營，納粹來不及毀屍滅跡的最後片段。然而「證據不是屍體，證據是屍體的不存在」――導演  Lanzmann 在  2011 年時回答，伊朗總統艾馬丹加所提出的對第二次世界大戰集中營大屠殺的質疑，伊朗人要導演在電視上證明，他們要看到屍體（The Guardian, 2011）。從頭到尾《浩劫》全片看不到任何一具屍首或殘骸，導演在波蘭境內的 Auschwitz–Birkenau、Chelmno、Sobibór、Treblinka 這幾個地方，當時執行最終處置的滅絕集中營拍攝。對於 Lanzmann 來說，複製當時在集中營區內慘絕人寰的處境，並非是最必要的，反而那會是個障礙，阻礙了回想，回到當時猶太人被一步一步逼向死亡的過程――集中營納粹黨衛軍  S S 成員之一的  Franz Suchomel 的用語：「死亡的工業生產線」。

避開一般使用的屠殺「Holocaust 」一詞，反駁戰後許多電影有意無意製造出來的幻影，比如讓觀眾誤會執行最終處置，集中營內的猶太人是順從、有尊嚴地進入毒氣室等。這是一個謊言，暗殺了記憶――導演  Lanzmann 直言。當時從歐洲各國被逮捕的猶太人，如牲畜般塞進火車廂內運往集中營，送進特別打造的毒氣室，男人、女人、小孩，成堆屍首再丟進焚化爐……動員國家機器在有組織、有計畫下進行著。最糟糕的在藝術上犯的錯就是把屠殺視為過去，紀念式的予以解釋，平面化一般化為歷史事件。從下令滅絕，到實際爆發恐怖屠殺，這之間並非連貫的，邏輯推理的，試圖歸因政治社會等條件使然才導向暴力，無疑是在否認現實，弱化那無以名狀的事實，給予赤裸暴力穿上衣服。直到影片首映前，導演選用 Shoah 這個詞作為片名，並非全基於在希伯來文的脈絡，毋寧更多由於這是一個簡潔的、難解的語音，無法穿透的詞，猶如無法粉碎的原子核一般。

導演要做的是為當代的觀眾重建這個犯罪的現形，直接的，沒有中介的，唯有藉著如此呈現出來的第一手毫無掩飾，對文明的反諷，原封不動的恐怖，讓觀眾回復從目擊者口中說出來的那些超出人類承受極限的經驗，讓過去現形到當前。從不同位置不同證人的口述，無法歸類，也無法順應說故事聽故事的那套流行的期待。導演做到了讓一部影片……「一個句子、一個詞――那些單獨構成了這個世界的反物質（antimatter），並且能夠彌補整個宇宙。」（ M. Foucault, 1966 年關於文學的談話）。

證人的敘述，原初細節逐漸浮現，語聲間歇時，塵世的虛幻，呈現在了觀眾眼前的時間和空間――持續數秒的長鏡頭對著空蕩蕩的森林和田野，刻意穿插介入其間，抗拒著任何順理成章的推論。片中目睹自己捷克同胞被棍棒刺刀驅趕到毒氣室入口前，突來的一陣靜默，群起唱出國歌，站在一旁由納粹挑選出來協助滅絕工作的 Filip Müller（後來逃出  Auschwitz–Birkenau 的生還者）悲從中來，決心和同胞一起死……說著說著鏡頭前一直表現平靜的他哭了出來，當他提到那些面臨自己死亡的女人，仍力勸他不要絕望不要一起死，活下去才能說出這些經歷。

在柏林的時候，初夏的某個午後，薩克森豪森集中營紀念館（Gedenkstätte und Museum Sachsenhausen ）內的主建築，陰深深的地窖，寂靜，聽得見自己的呼吸心跳。攝氏  30 度的氣溫，依然冷得打哆嗦，拱型天花板下，昏暗，散不去的霧氣？縱使我很快走到外頭陽光下，牆圍中那曾是當時的刑場操場，依然看不清身邊的青草綠樹，彷彿他們始終棲身在霧色當中？離開紀念館，入夜後冷冽的空氣，街角處撞見一棵很高的樹，看起來上了百年，枝葉蒼勁遮去了半個天空，延伸到那還在不遠處的……是否也看見了當時在那牆內的？